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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家庭暴力加害人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教育輔導組組長  林春燕

   臺灣為防治家庭暴力,早在民國87年就率亞洲之先制定了「家庭暴力防治法」,回顧當時的社會氛圍,主要是因為鄧如雯殺夫事件經媒體大肆報導,引起社會高度的關注,從而讓長期隱匿在家庭內的暴力問題,以及受暴婦女的處境、保護扶助與權益保障等,呈現在大眾眼前並受到重視,也因此在朝野立法委員的共識下,聯手催生了亞洲第一部家庭暴力防治法。

  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制定,象徵國家宣示「家庭暴力不是家務事」,也正式開啟「法入家門」的時代。然而因為社會中長期的以「父權」為優位的文化思維與教育方式影響,台灣社會及民眾仍普遍認同傳統父權文化,雖然已認清親密暴力事件有高達9成以上被害者是女性的事實,但似乎尚難以達成把家庭暴力當作犯罪事件,用防治犯罪方式因應處理的共識。

  也因此,家庭暴力防治法自美國移植國內後,已就本土文化特色進行大幅修正,其中立法目的明白揭示係為促進家庭和諧(96年修正為防治家庭暴力行為),以及創設民事保護令制度等,把「保護被害人權益」視為優先而主要的任務,而整個家庭暴力防治體系的運作及資源建置等,亦以保護被害人為主軸逐步推動,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家庭暴力防治中心,主要均以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來提供相關的保護與服務,至於施暴的相對人則在法令規章與制度創建的過程中被邊緣化,除法院核發民事保護令款項中含「命相對人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一項,才協助安排其至處遇執行機構接受治療、輔導外,其他多數加害人則未予處理,直到近幾年,少數地方政府才開始針對家庭暴力相對人,提供自願性個案或團體輔導等相關服務。

  由於臺灣社會仍普遍重視家庭傳統價值,許多男性施暴者認同「男性是一家之主」及「男主外/女主內」等價值,加上男性從小被教導要勇敢堅強,不可以輕易表露自己的情緒,因此許多潛在加害人長期下來已經習慣與自己的情緒疏離,面對壓力也傾向壓抑與逃避,不會主動尋求協助,他們面對被害人因暴力威脅而暫時離開、申請保護令或尋求司法途徑結束關係等作為,其心理反應都容易因擔心家庭瓦解、沒面子而引發情緒恐慌與焦慮,如果再加上防治體系的拒絕與無作為引發更多挫折與壓力,都可能造成加害人長期憂鬱、沮喪與情緒低落,當壓力累積到頂而爆發衝突,往往也會導致不可收拾的人倫慘劇。近幾年在實務上,已經發現部分加害人以「殺子女自殺」方式來威脅被害人,或面對被害人選擇離開時,以殺害她們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憤怒與焦慮。

  為了落實家庭暴力防治法,防治家庭暴力行為及保護被害人權益之目的,實有必要從犯罪防治的根本做起,在法令面及措施面,應全面強化為加害人建置適當的情緒抒發、輔導諮商及接受處遇計畫等機制,以避免衝突發生及再犯。根據司法院統計,歷年來法官核發命相對人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件數佔所核發之通常保護令件數比率已逐年增加,至98年底已達22%,約2,000名加害人經法院裁定應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惟相較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每年受理將近9萬件之家庭暴力通報件數,顯示透過法院裁定完成處遇計畫者,仍僅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實務上發現,法院裁定加害人處遇計畫之比例不高,除聲請人於聲請保護令時未勾選請法官核發「命相對人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款項,致法官於審理時即排除核發該款項;另多數法官對處遇計畫實施目的與功能等認識不足也是裁定比率不高的主要原因。

  其實,加害人處遇計畫本質係以再教育方式協助加害人再社會化,意即透過提供加害人認識相關法令規定及暴力行為對被害人及其子女的影響,與學習非暴力因應衝突與壓力的方法等,幫助加害人停止暴力行為。因此,法官裁定命相對人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並非懲罰加害人施暴行為的一種手段,而是提供加害人一個可能改變的機會。此外,加害人完成處遇計畫後是否永不再犯,恐怕也無法過於樂觀,因處遇計畫實施期間有限,目前國內施行之認知教育輔導計有12週及24週二種模式,相較國外有些處遇模式長達40週等,時間並不長,且加害人的個別差異性大,亦無法等同論之。惟整體而言,加害人完成處遇計畫短期內對於抑制再犯及降低暴力危害等仍具一定成效。

  曾經有一位法官表示:「法官裁定命相對人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就如同播下一粒善的種子,種下善因,至於能否結出善果,仍有賴當事人自己的努力。」因此,加害人處遇計畫是提供加害人改變的機會,加害人最終能否改變,仍是其個人選擇的問題,但是如果連機會都不給他們,而期待他們自我改變恐怕更不容易吧!